宣泄情绪谁都会，但相比抱怨和迷茫，最重要也最直击人心的那个问题永远是：怎么办？
一名行业知名分析师的测算是这样的：将2018-2021年间生物医药企业的A+H融资额相加，再减去已经花掉的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剩余的资金大约能供有商业化产品的biopharma支撑3-5年，而那些没有商业化能力的中小biotech，顶多2-3年。一位头部创新药企创始人在一次闭门会上也很坦率地做过一次测算，他的公司上市前融资近40亿元，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加上管线推进费用，总体花费大约超过300亿元，目前上市的几个产品年收入30亿元左右，账面还剩100亿左右现金，若是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他的公司永远赚不到钱。当然，前提是新药上市后，国谈降价但换来的量提升却不明显。但从历史纵向数据看，中国医药行业近20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扩容。数据一，大单品年销售额逐步提升。一位传统药企负责人看到，20年前，卖得最好的药体量也就1亿-3亿人民币；十年前，2013年左右，卖得好的药可能就是十亿量级；现在卖的最好的药是百亿量级。“大胆设想，再过十年，经过这一轮的洗礼，中国会出多个百亿量级的单品。进化是一个过程。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这样。”数据二，10年时间，中国上市新药数量增加了近10倍。2011年，彼时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才刚刚起步，全国共有7个单抗类药物，其中6个是进口的，价格也是“全世界最贵”。十年后的今天，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药物数量有了超过10倍的增加，价格也大大降低。以PD-1为例，K药120万人民币一年，而第一个进国家医保的信迪利单抗年费用仅需3.6万人民币，相当于美国的三十八分之一。数据三，根据2023自然指数年度榜单（2023 Nature Index Annual Tables），中国在高质量的自然科学研究贡献度上已超越美国，位居榜首。接下来，中国医药产业要做的就是提升学术到产业的转化率。近两个月来，因创新药企人去楼空、创新药创始人被“限高”、被罢免、被解散等负面新闻的广为传播，消散着医药人对未来的信心。但回到产业发展的正常逻辑，各种产业出清、企业出清背后，不正是要剔除那些影响医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泡沫”，为创新可持续蓄能做思想与经验准备吗？2021年初冬，多家医疗企业A股上市首日即破发。A股萎靡不振的表现，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理解为港股的传导。最初，很多人将原因归结到了技术面上，比如新政策令许多企业将发行价定得太高；或资本面上，比如二级市场流动性吃紧；或者坚持认为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只是个例。但当越来越多的个例汇聚成潮流，人们才发现，原因还是得从基本面上一项项去找。盘点下来，所谓寒冬，其实是多项内外部原因揉成一团后的一次集体爆发。企业层面，从同质化项目扎堆出现时，就注定将来必有泡沫破裂的一天。以PD-1为例，数据显示，截至今年我国已有多达100家企业涉足PD-1研发。从2013年PD-1在我国申请第一个临床开始，至今10年已累计申请临床750个，其中包含临床申请426个、补充申请及其他236个、新药上市申请88个……内卷可见一斑。政策层面，新药商业化变现因国谈降价后的院内上量未达预期，使得创新药企难以形成营收支出闭环。更多的案例印证了一个事实，中国今天几乎所有的研发的投入都是从资本市场股权融资来的，而靠销售产生的利润来支持创新药研发的创新生态闭环，在国内还未形成。资本层面，热钱先是过多，然后又过少。2015年，由药监局推动的药审改革，为创新药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良好的创新生态，随后资本层面，科创板和香港18A对未盈利医药企业的放开，叠加上疫情概念，都让资本疯狂涌入，创造了一个个造福神话。可如今不光一级市场融资环境收紧、科创板第五号标准停摆，大环境也在下行。一名投资人直言：医药领域投资周期长，一般长达十年，再短也要3-5年，然而目前中美之间货币利差竟然高达3个百分点，比VC投资收益率还高。“短期的金融工具比长期还赚钱，没有办法玩。”众多要素纠缠下，License-in公司也开始为此前的“风光”埋单，云顶新耀、基石药业、德琪医药，股价纷纷进入历史低点。自建产能也在纷纷出清，科望、和铂等出售工厂，斯微生物及其创始人被“限高”，少数企业试图转型CDMO，将闲置产能运转起来以换回一些现金流。自主出海频频受挫下，为了保持资金链，License-out这种借船出海模式一时成了主流。但近一年多来此起彼伏的“退货”事件，又让biotech“抱大腿”出海的希冀在寒冬下显得颇为悲凉。这时，原始创新的重要性在产业生态的进化中，被产业界和资本界、科学界一起，推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过去数年，我国的医药企业在同一个靶点、同一个机制上重复投入不少，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却成果寥寥。以靶点发现为例，其是新药研发的基础，一个靶点可以成就一个企业，更有甚者，一个靶点几乎可以成就一个产业，比如PD-1/L1、HER2-ADC、GLP-1等等。然而随着药审改革，我国批准的1类新药数量越来越多，却没有一个靶点是自己首先发现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也不高。数据显示，我国生物医药成果转化率长期保持在5%左右水平。而美国的转化率超过了60%。层出不穷的“内卷”，本质上还是缺乏创新的外化表现：众多同靶点、同机制的管线并发推进，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一名业内人士指出，国外的原创新药研究中，七成以上由研究型医生主导研发，而国内却往往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拍脑袋”。倘若在研发之初就能将临床医生接入创新流程中，许多后续难题或许压根就不会存在。临床端与研发端缺乏配合，表面上看是一个技术问题，深究下来其实是个管理问题，反映出来我国政产学研医之间协同配合的机制未能成功确立。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因为缺乏利益激励，导致各方缺乏动力进行相互配合。公平地说，缺乏原始创新的问题并非生物医药行业所独有。互联网，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几乎都遵循“美国原始创新，中国跟随发展”的路线。尽管大家都羡慕美国生物医药界的产学研资助计划，但都忽略了一点：其最大的优势并非机制先进，而是——有钱。“美国NIH一年的项目资助金额能达到450亿美金，是投入到可能会‘打水漂‘的基础研究上的，这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生物医药产业打下了基础，我们没有这个基础。”一名产业界人士表示。据悉，直属于国家科学技术部的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其整个2022年度部门预算中科学技术支出为286814.30万元人民币。更何况近一两年来，监管部门希望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采用明确到露骨的方式，“出清”不具备临床价值和原创性的后来者。2021年4月，证监会与上交所同步修订了《科创属性评价指标》和《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以及推荐暂行规定》。其中，新增了研发人员占比超过10%的常规指标，将科创属性评价指标从“3+5”变成了“4+5”。近日的减持新规外加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收紧，更意味着相关部门态度愈发坚定：相当一部分既没有技术优势经营效率也不高的企业，无法通过IPO手段“回血”，被迫加强商业化效率进而出海或干脆出清，对行业未见得是一件坏事。虽然从二级市场看，一系列希望一步到位的“矫正”政策迅速掐断了众多biotech的资金命脉，对大量商业化能力不足科学家创始人而言更甚。但从一级市场融资导向上看，却在引导大家朝着原始创新发力。截至2023年9月，国内生物技术公司A轮融资的情况，已披露的超1亿元的融资项目达到66笔，占总数量的33%，“投早、投小、投新”逐渐成为了资本市场的共识。归根结底，“原始创新”一方面需要持续大额的资金投入，一方面需要完善的上市后商业化生态闭环支持。而提升资本的投资意愿，就需要进一步为商业化生态闭环的加持，这看似是两个独立的命题，其实纠缠在一起，互为因果。对于这类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无论从哪一头出发都解不开，唯有向上提一个维度方能看清全貌。资本需要政策红利，支付端也需要政策红利，无论企业家如何修炼自身，兜兜转转，所谓“原始创新”，还是需要顶层设计下场助力才行。所谓良性创新生态，现下语境里最重要的就是回报可预期，再说简单点，其实就是价格。而在国内市场上，对新药价格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非“国谈”莫属。虽然国家医保局5年来通过逐步完善药价谈判规则，基本稳定住了创新药价格谈判的预期，但其底层逻辑仍然是通过药物经济学测评，指向新药的成本逻辑，而未体现出新药在创新点上的溢价。加之后续进院、放量环节的种种需要突破的壁垒，让新药的价格实现难上加难。“医院有医疗目录和数量限制，一千多种药，进一个就得出一个，谁的后面都有利益相关。想进院得先找科主任，科主任认可了，药食委员会要开会。老品种出不去，新药就进不来。院长也难办，一系列的矛盾，干脆最后不开会，新药更难进了。”业内人士对E药经理人解释。商业化受阻，资本亦然。大周期下行叠加第五套标准停摆，导致市场资源不足，企业和基金纷纷寻觅其他的资本源头，但不缺钱的国资又面临着种种限制。一名国有基金管理者坦言，国资从根本上就是风险厌恶型，投的项目赚钱了不太会得到表扬，但如果项目失败导致了亏损，负责这个项目的团队、负责人、分管领导统统要被问责，压力很大。“理论上国企和政府产业基金应该更担当一些，但从风险机制上没法这么做。”种种顾虑下，国资母基金把风险层层向下压给了GP，“两股劲有自己的诉求，风险承受力不一样，彼此要找到最好的契合点可能还需要时间。”尽管困难重重，但政策分配方面依然有巨大的调整潜力。医保是医疗和医药产业目前最大购买方，在过去五年，年度总收入由2.14万亿元增长至3.09万亿元；年度总支出由1.78万亿元增长至2.46万亿元。整体盘子都在扩大，“但对创新药的支付仅占非常小的比例，还设置了所谓‘天花板’。倘若后者能增加到2000亿左右规模，势必能进一步刺激我国创新药产业的发展。”一位药企负责人期望到。不少企业希望在创新药定价方面中国能和美国对标，譬如新药上市后五年内由企业自主定价，医保参照替代药价格来支付，五年内双方进行多轮谈判，满意的价格高比例支付，不满意的价格低比例支付，实在谈不拢则继续按替代药支付，“别把价格给定死了，保留一点弹性，才能真正鼓励创新。”而增加支付，势必要鼓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创新药不能再对比行将淘汰的老药，一定要和一线药物做对照，能给患者带来新的获益，才能获批上市。同时，要向社会全面公开药品审评结论，有效性、安全性都要有数据支持佐证。“现在国内批一个药上市，也不知道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如何，药理怎么作用，连一个说明书都找不着。美国批一个药，公布的资料都是100多页，除了把工艺这一段给隐掉，别的都公开，博士研究生写论文都可以到里面去找。”但一名接近药监部门的人士认为，无论增强监管，还是增加对创新药的医保支付，都涉及一系列在现有基础上的政策优化。比如药审人员数量。尽管如今药品审评人员数量相比药审改革前增加明显，但相比美国FDA的规模依然远远不够，后者规模上万，而我国仅有数百人。为了缩短审评审批周期并加强监管。2020年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在上海挂牌；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检查大湾区分中心和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检查大湾区分中心在深圳正式挂牌。除增加人手外，提高药械审评员的待遇也是当务之急。“不能当了几年审评员，都让药企给挖去了，药品审评员得留一点优秀的人，才能跟企业家、科学家对上话。”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以上问题涉及多个部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各个部门的政令不统一，经常发生“断链”，国家应该牵头建立一个战略性的生物医药产业领导小组，以统筹协调各个部委出台的政策。毕竟本质上，创新药不是一个孤立行业，而是我国整体医疗制度改革下的一个环节。医疗领域所有的改革，都以一个共识为基础：坚持医院的公有性，但要破除“以药养医”的旧制度，同时形成对医生新的补偿机制。2006年前后，“三医联动”概念被正式提出，直到现在产业界看到的情况仍然是三医“联”，而互动不够的情况明显。而改革之所以扩日持久，归根结底还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悖论：都讲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发展，可三医联动，究竟谁先动？不过，顶层设计的理念已经在发生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从“联动”到“协同发展和治理”，字词间的变化，给了产业界更多期待。比如，9月21日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带队去CDE“串门”，并开展了“党建引领 联学共建 推进‘三医联动’和医药高质量发展”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上，施子海指出，近年来，医保、药监合作紧密，在推进集中采购、提升药品质量和可及性、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成效显著。下一步，要进一步强化药品集中采购和价格治理等各环节沟通合作和信息共享，深入推进“三医联动”和医药高质量发展，为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贡献更大力量。人人都知道万物存在周期，辩证法也早已深入人心，但周期论也好，辩证法也好，在市场过热或过冷时，都败给了人性原始的贪婪、欲望和恐惧。众多难题纠缠在一起，究竟该如何开解？两条路，对内，药价谈判争取谈出个好价格；对外，走出去，打入全球最大的美国市场。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关键在于产品必须真正具有临床价值才行。国内过去有很多产品冲击美国市场，成功者却寥寥无几，这是因为从源头阶段企业就对出海缺乏准备，如今再作创新管线布局，从源头开始就要放眼全球才行。但至少从积极的一面看，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国内生物医药产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新药多了，仿制药完成了一致性评价，且药价大大降低了。“中国用医疗费用总支出占GDP远小于美国的投入，让中国人平均寿命与美国旗鼓相当，这就是巨大的成绩。”一位产业界人士表示。而华为的案例，更是打动了国内几乎所有行业的从业者。“华为刚开始做手机也不行，机器很低端，丢在电信公司营业部里面没人买的，经历了五年的韬光养晦，拿出Mate 60这么有竞争力的产品，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更乐观的人甚至已经开始了真金白银的“抄底”布局。一名投资人表示，从投资角度看，“别人恐惧我贪婪”，收益最高的，往往就是那些在行业最低谷时投的项目。“整个6万亿规模的公募资金，配置到医药只有4-5个点，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低基数。”另外，从跨国药企接二连三进行研发日系列活动，“扫货”中国早期新药研发来看，“死亡拉锯战”中的Biotech们凭借产品创新力，有能力穿越周期。但无论积极还是消极，乐观还是悲观，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医药创新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系统工程，想要改变，需要所有相关方一同配合调整，各个环节都需要努力。声明：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煜森资本立场，欢迎在留言区交流补充。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作者和来源。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本平台留言。
